传说五代时的“不倒翁”冯道在玩弄权术和阴谋的余闲时间，也
干些教化和育人的工作。他给学生上课，让他们诵读老子《道德经》。
冯道摇头晃脑在上面读，“道可道，非常道”，这些小家伙刚刚学会
避讳原理，这下可让他们犯难了。先生名“道”字“可道”，这避讳
密度也太大了，该怎么念呀！先生逼急了，学生便将先生的名和字换
成“不敢说”，齐声念道：“不敢说，不敢说，非常不敢说。”

　　避讳这东西，真是让人讨嫌。学生要避先生的讳，臣子要避皇上
的讳，就连那个芝麻大官的田登，也只准自己放火，不准百姓点灯。
而平头百姓的讳也有人避，不过范围小点，爸爸或者爸爸的爸爸，一
旦用了，便版权所有，后代就不能犯上侵权。不像今天，爸爸叫“胡
学常”，儿子还可以叫“胡小常”，姓名这符号在这里似乎象征着一
代又一代生命的延续。

　　不管怎么说，避讳恐怕不仅是形式主义的东西，它的内容一言难
尽。比如，皇上的讳，普天之下都要避；田登的讳，要避的人撑死了
也只有一个小县；平头百姓的讳，若祖上积德，人丁兴旺，还有一些
人热热闹闹地避。赶上人口萧条，便冷冷清清了。从皇上至百姓，随
着权力的减小，避讳的人数也相应减少。这就是说，权力的大小与避
讳人数的多少，恰好成正比例。避讳生产和再生产的机制及其运行，
完全倚仗了权力的运作。

　　避讳毕竟只是一种小型的语言行为。语言再做大一点，它所嵌入
的权力网络也就看得更清晰更有意味了。福轲做这项工作做得特深入
特地道，他认定，话语总是受着权力的操纵，没有一种话语可以超脱
于权力之外。这等于说，在这个世界上，要求得一种与权力了无干系
的所谓“干净”话语是不可能的。比如人类学，其话语自始至终即在
权力制约下生成，它是西方人为着更好地管理经营好殖民地而发明的。
再比如东方学，通过萨伊德的揭发批判，我们看到了这门学问其实乃
是一种关于东方的扭曲性想象，充满着殖民心态，竭诚为西方的文化
霸权服务，真是脏得可以。

　　谁在说话？说的什么话？怎么说的话？只要有耐心，问着问着，
那权力便露了真身，现出原形。有人滔滔不绝一泻千里在说话，殊不
知整个一个是“话”在说他，甚至还不是“话”说他，而是权力在宰
制他。真是邪乎。

　　许许多多的话，也真是“非常不敢说”，若真要说，也得赶上一
个好时代。春秋战国就是一个话语自由的时代。这时，封建结构解体，
知识分子像一条条小鱼从中游将出来。而诸侯纷争，妄图称霸，得士
则强，失士则亡，知识分子想不牛气都难了。一时间，士气高扬，牛
气哄哄，非常敢说话，话也多起来，话也值钱。齐宣王召见颜斤蜀，
说：“斤蜀前！”颜斤蜀说：“王前！”围绕着你前还是我前，双方
弄了几个回合，齐宣王讨了个没趣。燕昭王筑了个黄金台，能爬上黄
金台的士，肯定衣兜里装足了黄金。所以，知识分子就像爱护眼睛一
样爱护自己的舌头。张仪被大户人家狠揍一顿，皮开肉绽回到家中，
第一件事便是唤娘子掌灯，看舌头还在不在。只要三寸不烂之舌还在，
其余的问题就比较好办了。

　　滑稽冠军东方朔可没有这么走运。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取代了封建
制，知识分子的自由度就惨了，变得“非常不敢说”。不是不想“游”，
实在是不敢“游”。不是没话说，实在是不敢说。东方先生虚拟一个
名叫“非有先生”的先生，借他之口道出了其中的全部奥妙。非有先
生在吴做官，却“默然无言有三年矣”，吴王不干了，希望他好歹说
说话，并且启发他：“可以谈矣，寡人将竦意而览焉。”非有先生喟
然叹曰：“于戏！可乎哉？可乎哉？谈何容易！”“谈”为何不容易？
非有先生说，只要一张口，便认为是诽谤君行，无人臣之礼，最终蒙
上不辜之名，祸于自身，戮及先人，为天下笑。“谈”招致如此不幸，
傻子才敢“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