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西方的著名学者分别从人生科学、哲学社会学、历史和宗教学等不同的角度，追溯历史渊源，诊断当今西方社会的弊病，驳斥“末世”言论，揭穿各种邪教的蛊惑，提出对人类未来的“谨慎乐观”看法，对我们了解西方社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书为法国知识类最新畅销书，中国文学出版社近期出版了中译本。现摘刊书的结论部分，小题为本刊编者所加。

　　哲学家们经常解释说：谎言也会为衡量历史和文化现象的内涵提
供难得的依据。他们这么讲，并非出于玩世不恭，而是要说明人文问
题的一个基本原则。归根结底，事实真相只有一个，但谎言则是叙述
历史。因此谎言有多种版本，可由人信口开河，而真理则提供使用，
可经不同的人以自己的方式去重复发现。（我写这段话时正在纽约，
那时美国经历着一个难堪的礼拜，正值克林顿总统被迫公开承认说，
关于他在白宫发生的性关系一案，他以前所讲全是假话。这段历史可
作为上述基本原则的例证，还可当作马克思一句颇具名气的俏皮话的
注脚：重大事件一般均无独有偶。在这里，上篇是悲剧——尼克松和
水门事件；下篇是闹剧——克林顿和“色”门事件。）

　　将同一推理用于无足轻重的事件——事虽小但对我们而言，又显
得莫衷一是，意味深长，我们就可得到两个相对的主观和客观真理
（有时谎言可被当作真理，有时无足轻重的事又突然有了分量），这
种结果可给人类的事件赋予一种特殊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意义。对进
入下个千年的关注，很形象地说明了我的论断。天体运行产生了一些
实实在在的周期（日、月、年），这些周期几乎为所有人类的历法所
认同。但至少在我们西方的历法里，还创造了更长的周期（特别是世
纪和千年），而且规划得绝对周密，但长短又完全是人为的设制。无
论在物理或生物的自然现象中，均无按照１０或１００运行的周期现
象。因此世纪末的恐慌、一切围绕千年末的灾难所展开的讨论或者２
０００年时会发生什么事情的纷争，都出于我们自身：因为我们不谋
而合采用了十进算术，用阿拉伯数字做记数符号，这就使我们只在某
几个特定日子才有最大视觉变化（四个标定年号的数目字只在千年转
换时才同时变换，如从１９９９年转换到２０００年）。充其量说，
十进位制也只能找到一个勉强的自然依据：从生理上讲我们有十个手
指。但这纯系偶然，因为第一批陆上脊椎动物的双爪各有六至八指，
减为五指是后来的事，而且不能视为进化的必然。

　　现在，你在上述记数法的奇特属性上，再加上两个人性的特点：
第一是人类有个心理需要，即从貌似混乱的世界清理出一定的规律性，
企望从中发现某种意义，并在世界的悲惨谷地找到些许安慰……第二
是我们的社会还创造了许多神话以回应这种需求，譬如以《启示录》
第二十章为基础所建立起来的末世学，就相信耶稣不久就会来主宰人
世，以保证千年福祉。这样，你就懂得了这千年过渡看来平常，却含
有深刻的人性意义（过渡发生在２０００年，或２００１年，为此又
有另一场无关痛痒却颇为激烈的争论。）

　　面对千年而产生的迷惘，最有效地说明了人性中最基本而又最反
常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是顽强地显现出来，好年
头要表现，坏年头更甚。人类是这么一种动物，他总是寻求结构层次，
需要在生存环境中找出秩序，不论这种秩序是否含有值得彰扬意义或
产生某种动因的基础。（所以恩贝尔托·埃戈的观察极为深刻，他说：
“人类认为事出无因是不可想象的……他们恪守讨厌偶然这一信条。”）

　　在寻找他们渴求的秩序过程中，人类又表现出了讲故事的才能。
换言之，我们需要在历史事件的系列中找出其意义（或者对某些文化
的潜藏的内蕴做出解释）；其方法就是编制连贯的故事，一般是编制
寓言以求超脱日常的苦难（由此而产生了关于千年福祸的故事，未来
的幸福年月将始于末日灾难之际）。而由于自然界与我们所偏爱的历
史故事所描绘的图像并无一致之处，我们只得凭空想象，对历史的规
律性事件和非规律性事件做出一厢情愿的解释。

　　发现规律并用故事加以编排，这是人性的一种深刻的倾向。此种
倾向不一定就是歪曲历史，即使它导致明显臆造；而且当臆造者怀着
狂热的虔诚之时，会经常以肢解和毁灭他人而告终。发生这种情况，
往往是一部分人要将自己臆造的故事强加于相信另一些故事的人。
（我再列举一句埃戈充满智慧的话：“各执己见，至于癫狂，数百万
人由此死于非命。”）种种不同的解释组成了不同的路，每条路都有
其局限并可能将我们引入歧途，但这路还是摆在我们面前，可以自由
选择进入大彻大悟或走向毁灭。如果我们能洞穿这些奇想的精髓——
包括千年转换这种平常的事所引起的怪念头——也许还可以利用这些
异想向光明迈出一大步。哲学家、天文学家布鲁诺于１６００年因对
历史上最强大的故事提出质疑而在公共广场上被烧死了；他曾说我们
关于自然规律的理论可以按“车辆”或“锁链”两种方式起作用。砸
断锁链乘上理解的车辆前进，这是最为高尚的战斗。前进的方向也许
不是千年福祉那神话般的、不可即及的光辉境界；至少应是一个在尊
重人类的多样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和平而像样子的生活。

　　三位与我在这本“访谈录”中展开对话的同仁，发言机巧幽默，
敬佩之余，颇有同感。这是我的第一个反应。我认为这是迎接２００
０年的良好态度。恩贝尔托·埃戈建议我们保持冷静，我希望这一劝
戒会被接受，面对未来，我和斯提凡·杰·库尔德一样，持“谨慎乐
观态度”；也和三位同仁一样，更倾向于把所谓２０００年恐惧视为
一种“媒体妙作”。我相信大多数同代人并无这种世纪末日迫在眉睫
的恐惶。

　　加里埃和埃戈认为，与其断言《启示录》一书的本意是宣扬恐怖，
不如说它是为了带来希望；此言与许多并未读过此书的人所制造的舆
论决然相背。我也完全支持他二人的见解。

　　我还要强调的是，每位发言者对当今时代的诊断，都是十分精辟
的。至少在西方世界，我们处于一个“化整为零”和“个体多面”的
时代，也是个群体瓦解的时代埃戈语。我们生活中的困难，也就部分
来源于丧失了昔日的和衷共济及群体支撑点。随着本世纪的结束，传
统的安全感业已远去，与旧有的识别点从现实中消失的同时，虚拟世
界“像新毒品似地”朝我们袭来加里埃语。

　　面对二十一世纪，将会有两种决然相反的态度。一方面是切斯特
尔东的观点即中止信仰上帝不等于什么也不信了，而是什么都可以信，
另一方面是各种迷疑纷至沓来，与日骤增；尽管认识能力飞跃进步，
但“知道多了反而糊涂”（加里埃语）。

　　然而，第三个千年又促使我们确认了时光的不可逆转性。空间可
有多个，而时间始终如一。在一去不复返的时间流逝中，“人类意识
的出现是进化史上最伟大的创举”。斯提凡·杰·库尔德的这一论断，
我们没有理由加以否定。他本人还很幽默地提出过这么一个问题：
“细菌已存在了三十五亿年，而人类这个仅生存了二十万年的特殊物
种，我们干嘛要对之倍加关注呢？”其实，他上面的那句话就是对这
个问题的答复。

　　在斯提凡·杰·库尔德的谈话里，他提及爱因斯坦的一个观点，
爱氏认为科学并未排除世界的起源和消逝的问题。我同意爱氏的这个
论断，我还就此提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这世纪末的日子里仍未
过时：创世之说是否有意义？每个随时光流逝的人生是否也有其意义？
时间之外，是否还有永恒？这些疑问不一定非得要自然科学来回答，
另一些领域也可以就此说句话，做些澄清；所谓另一些领域，即从非
自然科学的角度找到能够自圆其说的启示。

　　基督教自认是这一启示的传达者；此举令我联想到２０００年。
两千周年会有什么含义呢？或者更确切地说，从逻辑推理它会包含什
么意义呢？毋庸置疑，作为一个整数，它标明基督教的两千年历史，
因此也就非同一般。但除此以外，我们重视２０００年是否另有动因
呢？很明显，这个日子还标志着基督纪元将过渡到第三个千年。

　　可以预见，到了过渡的这一天大家频频开香槟以示庆祝，但却想
不到２０００年到底有什么真正的意义，正如许多人每年到瓦努阿图
群岛去度假，却不知道这个传统与圣灵降临节有关。这种情况就提出
了一个问题：基督教义到底与我们有没有关系？千年末这个日子是否
标志着基督教的衰亡及其历史的终结呢？我对此问题思索已久，并在
１９７７年以此为题发表了成名著作《基督教是否行将就木？》。

　　史学家不是未来学家。但史学家一方面可以对过去做出总结，另
一方面还可以从中找出可能通达于未来的某些特性。

　　在总结基督教两千年历史的时候，应提醒我们这些当代的人们不
要忘记这一点：基督教所传播的教义，虽然在很多重要点上未被遵守，
但在诸多领域仍起了积极作用，包括道德、文化、教育、艺术、助弱
扶贫……等等。有人认为现代科学和“人权”均诞生在基督教的国土
上，这决非偶然。我也同意这种看法，尽管在这些领域里现在仍出现
了现代化与教会当局的矛盾冲突。鉴于这种历史总结，我毫不犹豫地
宣称：“如果基督教就此消亡，那将十分可惜！”

　　但现在宣告其死亡尚为时过早。十九世纪末以前，就有人大叫大
嚷，预言上帝要死去了。然而现在看来这种预言并不确实。本世纪初
的时候，谁会想到百年后的今天教会仍是重要传媒之一？就以法国为
例，谁会预料修道院的客房总是人满为患，许多人（其中多是受过教
育的人）要提前几个月预定房间，以能到此反省默祷呢？

　　历史清晰地证明，基督教表现出非凡的自我革新能力，以适应时
空发展。在它的推动之下，产生了多种艺术形式、思想体系、各种组
织和礼仪，令过去和现在的观察家瞠目结舌，惊诧不已。要说基督教
从此关门大吉，轻言基督教已黔驴技穷，再没有革新和适应变化中的
现实的能力，如此洞察未来的人，目前到哪儿去找？

　　从基督教义的历史观而言，我们无疑处于一个时代的结尾：这个
时代即按传统教义所理解的时代；概而言之，那种理解也是从世代信
教的家庭生而带来的理解。但也许我们正在进入另一种基督教，即成
年后才接受洗礼的宗教。

　　给末世作结论，这事够可笑的：结论都是人为的，出于我们寻章
摘句之后，而宇宙本身是不带有结论的，历史本身也没有什么结论。

　　诚如我们经常听见，展望未来必导致谈及现在，即我们现在生活
的时代；无论未来的远景是悲是喜，均会如此。我们也没有背离这一
规律；其实我们对末世谈得不多，重点还是放在此时此地如何对待末
世这个问题上。

　　我们的主导思想是确信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一段特别的、优
越的、非同一般的时光。近二百年来，亦即世界进入加速发展的年代
之后，每一代人都认为他们正好走到了某一阶段的尽头，以为此后新
颜将取代旧貌，要有一场全面革命了。我们都愿意是这个关键时代的
见证人，亲身体验两个时代的联接点、亲历二者之间的决裂和一去不
返的过渡。

　　还有一个规律我们也未逃脱，而且未能逃脱此规律的远非只有我
们。就在我们周围、仅以本世纪为例，就产生了多少慷慨激昂的预言
家啊最近的一批是那些电脑预言家。他们容光焕发，断然宣布明日通
讯白给，有了信息共享，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旧世界落花流水春去
也（又一次“春去也”），虚拟世界万岁征服这个、征服那个，最后
所有的问题都得以解决，忧虑也烟消云散。过去的罪过也无法再犯，
所剩者是网上蜘蛛般的未来。

　　但这些形形色色的预言只是昙花一现而已。它们正在消逝，大家
也感到它们正在匿去。一部分人又回到形单影只、龟步蜗行的状态，
但这么做又偏了，我们不能把幸福拒于千里之外。

　　末世感也会消逝的，而且肯定会消逝。因为毁灭感实质上与这种
“再也不能这样下去啦”的表面印象是相联系的。这种印象由来已久，
无疑与深刻的内疚有关，认为我们该受末世惩罚，罪有应得，得之有
益。这种负罪感由于生活节奏加快而更加尖锐，因为发动机转到极限
必将爆炸。但这种感情也会慢慢减弱，随着节奏本身的加快而消失。
有谁知道呢？也许情况不久就会变化。

　　待到将来，当世界末日说成了空泛的记忆，而永恒的时间又是永
远不可即及，那么我们人类对时光所作的种种测算和与之相关的信仰
学说还剩下什么呢？这些测算和与之相关的信仰学说组成一个个“小
时间”，形形色色，有时排列成串，有时重叠；这都是我们想象出来
的武器，错误地用这一种去对付另一种，以致百结不解，最后又如之
奈何？

　　怎么走出这如之奈何我们一无所知。但我们无疑会活得更长些，
再活它一两个世纪。那时，我们与时间的关系若不变的话，至少与它
的长度之间的关系就要变了。以后还要谈怎样不死的办法，用各种基
因把我们保存起来。不死也就等于不生，因不死的人严格禁止生育。
禁止出生终止生命进化也就停止了。那么，作用于物质而渐渐地把我
们哺育出来的时间也就结束了。

　　这种看法很成问题，但科幻作品都对之津津乐道。死亡从此中断
（至少对某些人而言），我们与自己生命的关系就会发生根本变化；
生命——那是惟一与我们有关的时光。

　　有时我幻想我们时代还有另一种末世。我幻想邻近的银河星系有
一颗行星，上面住着另一个智慧物种，经过几千年后，适应了重力并
创造了一种我们不知道的文明，但比我们高超许多。

　　不幸的是这个星球的居民未能从自身根除那普天之下与智慧共生
的邪恶。这些人贪婪、粗暴、占有欲旺盛而且报复心极强。因此银河
星系最高当局（该星球居民称之为神）决定把该星球的生命全部毁掉，
到别处从零开始。

　　为此，当局准备了一件武器，其威力完全无愧于众神之雷霆。武
器发射出去了，但该星球居民不断地祈祷和祭祀，终于使当局回心转
意了。好吧，给他们一个缓期执行！

　　可是武器已发射到了太空，既无法收回，也不能停下。能否使其
转向呢？好吧，一位该星球的青年专家说他试试看。他知道转向的办
法，大家都来帮他干。那件可怕的武器从天外飞来，擦边而过，消逝
在远方，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这颗毁灭性的武器继续疯狂地向前飞，离开了该星球的太阳系并
进入了我们的太阳系，并一举击中了地球。我们被毁得一丝不剩，也
许连一个尘粒也没有留下，如同一位波斯诗人所说的那样：“一条蚂
蚁腿也找不到了”。

　　但时光仍在继续着；这种场面对它并不新鲜。而在幸免于难的那
颗大行星上，生活又正常了。与此同时，又重新开始了各种交易，征
战，不尽的忧虑和恐慌。此刻那些肤色苍白目光灼热的人又会大喊大
叫说：“末世来临了！”

　　在阅读另三位同仁的结论时，我发现斯提凡·杰·库尔德引用了
我的一个观点（为此顺致谢忱），即人们总是不相信因事出无因，讨
厌偶然，因此需要自己构筑历史，对已发生的事进行解释。我当然笃
信这一观点。

　　但我得就此谈几句：问题是要搞清楚今天的末世气氛是否会复活
前几个世纪摆脱不掉的那种综合阴谋症的影子。我的回答是谨慎的否
定。英国当代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爵士在一篇杰出的论文中非常精辟
地论证，综合阴谋症在古典神话中已屡见不鲜，特洛伊城之攻占，本
是希腊与中亚商贸利益冲突的结果，却被描画成诸神阴谋斗法的池鱼
之殃。波普尔就此综合病症追根求源，认为根本动因在于人们力图对
意外的或特殊的事件做出解释。这样，神话就偶然事件解释出来的因
果关系，就被当成阴谋所依据理论的翻版。人们求助于它，是由于无
力解释某一现象的内因，而人的头脑又不由自主地想刨根问底，要把
某些未能主动表现因果关系的现象加以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
的世纪（继上世纪之后）制造了不少阴谋，《犹太贤人议定书》和
“犹太阴谋”就是例子。将来到了第三个千年，这类阴谋还会被制造
出来。但我再重复一遍，这一切与典型的“千年论”毫无关联。

　　上面的说明就此打住。但有一点倒引起我的注意：这个编辑过程
的小插曲正好表明了记忆的筛选功能，也说明文化怎么会遗忘某些细
节，事后又怎么将它追回来；它还说明语言怎么会把矢形时间的秩序
弄得颠三倒四：我在写上述这些话的时候是在解释原因，而其后果却
是库尔德的引证。但对读者而言，库尔德的引证在前，而不在他引证
的句子之后，但我只是在他引证之后才写这些话……

　　但这一切与２０００年毫无关系，和我的总结也风马牛不相及。
我倒提议读者们关注本书并未提到的问题：既然末日这场戏尚未开演，
不去侈谈什么世界末日，而去注意某些并非源自阴谋诡计的现象；出
于偶然逻辑的发展，这些现象在下几个世纪——也许在２１００年以
前就会发生。

　　一、欧洲民族国家的消失。总的看来民族国家产生的历史不长
（法国和西班牙只有几个世纪，而意大利和德国则更少，仅仅一个半
世纪）。欧洲国家中较脆弱者已在崩溃中。过去相距如天涯之隔的两
个城市，今天因有邮电通讯而近如比邻。它们之间的接触仅是举手之
劳。这样使四面八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得以经常化，并建立了城市合作
网，同时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联合体则日益削弱。

　　二、在这种演变的因果关系推动下，没有色彩的欧洲即将结束，
欧洲会有一个统一的颜色。然而如果每个欧洲人都是“双色”的，为
什么一个巴赛罗纳的公民要自以为属于与柏林的公民不同的民族家庭
呢？我所说的“有色”，不是指肤色（或不仅指肤色），也可能有宗
教“色”。那么，为什么不会有逊尼派的基督教，英格兰教的阿维森
纳派，或者苏菲派的佛教呢？

　　三、兄弟手足情谊的结束。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将来不得不采
取中国式的措施：一家一个孩子。兄妹的概念将来会成为记忆，有些
像我们童话中仙女和妖怪故事中的人物。奶妈的形象更会淡忘了——
当今哪个孩子有过奶妈？自然，手足情谊会作为隐喻而继续存在，但
要向一个孩子解释应像爱自己的兄弟姐妹那样爱别人，他很不易弄懂。

　　四、代议制民主的结束。为治理每一块“广漠的领土”，将挑选
出一位知名度极强的领袖。那么，一些强有力的集团将支持这么一个
候选人：其知名度和政治纲领与竞争对手各方面均不相上下。而一般
公民的选择（出于社会现象的要求而非政治选择）就落为一种形式而
不起任何决定作用（我们的这种怀疑，早已初见端倪）。

　　五、伦理道德的结束。一切的道德学说均为向人们提供行为表率，
要大家尽力仿效。假若不努力即可亦步亦趋，那就用不着道德说教了。
所以才把圣人、良师、英雄拉出来当表率。然而，电视所推荐的模范，
日渐和普通人完全一样；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因而不花力气也可学到。

　　我不是预言家诺斯特拉达穆斯，故不能保证这些前景在即将来临
的千年内都会实现。然而，既然无神论者的品德之一就是有能力对付
偶然提出的挑战（而不怨天尤人），干嘛我们要在末世这个问题上绞
脑汁？不如着手准备第三个千年中可能到来的事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