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物理学家却成为华尔街的翻云覆雨之手

对冲基金功过 华人高手细说

( 99-3-6 2:42:08 )

凤凰卫视中文台2月27日 20∶00杨澜工作室 刘啸东：美国股票投资专家 主持人：杨澜 (华尔街，全球金融冒险家的乐园。近七八年以来， 一大批中国留学生在这里闯荡天下，也逐步站稳了脚跟。 其中有一位佼佼者，就是今年38岁的刘啸东，他已经担任 了一家中等规模的对冲基金的执行董事，每年经手的交易 高达上百亿美元。你可曾想到过，他曾经是一位物理学家 呢?对于他来说人生就像这华尔街一样，机遇与风险同在 。而他，果然赢了。) 杨：谈到风险，我想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你从研究 高能物理，转到对金融方面的这种兴趣。你在国内的郑州 大学学物理，1983年到美国坎萨斯大学学物理，后来读博 士、博士后，又到纽约州立大学的石溪分校当物理教授。 你怎么会突然想到要进攻华尔街呢? 刘：应该是在1989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有一个“ 黑色星期一”。 杨：纽约的股市疯狂下泻，几近大崩盘。 刘：那一天纽约股市掉了五百多点。在当时是历史上 最坏的一天了，那时候我正在费米实验室做实验。星期二 我们要开会，所以我准备好我的实验报告，准备在会场上 讲演，但等来等去没人来，后来教授一个一个来了，大家 都是神情严肃。你看我，我看你，就像死了人一样。我这 才慢慢感觉到，股市会对人心造成这么大的冲击，到了石 溪分校做教授以后，我就觉得，30岁出头再做科学研究， 也就是当个大学教授。 杨：那说不定哪天得个诺贝尔奖。 刘：我知道我不会像崔琦这样。因为要拿诺贝尔奖， 你必须特别出色。当然同时你也要有一定的机遇。我就想 ，能不能够走一条什么路，别人没有走的，而且在美国这 边，你只有做别人没有做过的，做第一个，你才能够成功 。我和同僚、教授一块讨论，大家都有兴趣，就开始搞了 个公司出来，当时主要是搞些股票的研究。 杨：是不是你们在做一些模型的东西? 刘：对，主要做模型，对股票价值的预测等等。当然 在这同时，我也就看了很多经济方面的书，看经济学家怎 么讲。他们很多理论，像什么股票市场是完美的，市场是 完美的，这在物理学里面早就有。如果是一个随机的过程 的话，随机过程到最后大结局就完全完美，没有任何人可 以预测到。 杨：你从物理学的角度看股市，会跟经济学家有什么 不同呢? 刘：实际上我跟他们的结论差不太多。经济学家绝大 部分认为股市是不可预测的。说到最后，就是股市达到平 衡状态了。 但是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说，一个过程从不平衡到平 衡，它总有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可能很短，可能在几分钟 ，几小时，几天，几个月，在这个过程中间，它是不平衡 态，这个时候你是可以预测的，所以你要抓住这个时间。 举个简单的例子，格林斯潘说句话，整个股市都要摇三摇 ，摇完了以后，它就要再到平衡态，在这个过程中间，它 肯定有不平衡的机遇在里面。 杨：所以能不能说你就是做短线的? 刘：对，在短期范围内，你是有可能预测的。 杨：现在在华尔街，经常在那里工作的，中国大陆留 学生大概有多少人? 刘：很多，上千肯定有。 杨：你觉得这些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在华尔街闯荡的 话，最大的优势和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 刘：最大优势就是他们都能力很强，很聪明。因为毕 竟都是从国内选拔竞争出来的，能力绝对没问题。他们缺 陷在哪儿呢?一个是跟美国人交流方面，再一个就是确实 是得不到美国人的信任。因为在华尔街，他的钱数很大， 他把这个钱给了你，你随便怎么搞都可以。如果我这个人 不可信的话，我可以把这几个亿拿去搞投机。我可以一下 子赚几十个亿，也可以一下子把公司都赔掉。像几年以前 ，里森一个人就把整个巴林银行给搞垮了。 杨：人生就是不断地去冒险，当你开始赢得了投资 者的信任，拿到自己的头寸，开始做这个交易以后，你觉 得从那时到现在，你中间遇到过压力最大的时候，是在什 么时候? 刘：什么时候都有。因为我们交易量大，每天都有压 力。 当然比较严重的有几次。一次是1998年夏天的时候 ，一个是香港股市受到冲击，东欧的股市受到冲击，下来 欧洲的股市受到冲击，美国股市受到冲击。我们那几天经 常睡不着觉，每天就盯着它，因为我们持仓量比较大，要 抢在别人以前赶快出手，当时也确实就像拼了命，打电话 ，跟别人吵，跟别人骂。 还有一次是在1992年，那是最难的一次。为什么我 对政治一直刻骨铭心呢?那时候克林顿总统在1991年竞选 的时候，特别到新泽西州来，他说：“你们所有的制药厂 很了不起”，因为他要到新泽西州拉选票，新泽西州的制 药厂又特别多，他就说“你们怎么怎么好”。当时我觉得 ，克林顿都说这个药厂好，说不定有点什么名堂。 杨：(笑)你当这是中国呢。 刘：我就觉得，他不会说假话吧?他既然这么说了， 当总统以后肯定要扶植一下药厂。所以我当时就买了很多 药厂股票，结果他当了总统后，马上开始进行医疗保险改 革，那些药股跌得落花流水。我当时钱又不多，输得很惨 ，那几天我度日如年。当然，后来又起死回生，慢慢又起 来了，但那是最难的一次。 杨：所以你也觉得，其实做生意也好，在华尔街从事 股票的交易也好，都离不开对政治的关心。1996年你加入 美国国籍时，有没有经过一番考虑? 刘：确实是有。很难，心灵的挣扎。即便我走在入籍 的路上，我都想回来，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变成美国人 ?但是后来想想，你要在华尔街站住脚。要想获得他们信 任，还得入籍。 杨：现在你担任执行董事的这家公司是一个对冲基金 。对冲基金这个词，亚洲人很熟，从亚洲金融危机开始， 人们对它的印象不佳，你这家公司好象也是犹太人集资的 ，不是索罗斯吧?(刘：不是)。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对这 种对冲基金的投机行为，进行过很多遣责。你能不能首先 用一种比较平常的语言说一下，对冲基金到底是怎么回事 ? 刘：对冲基金英语叫HedgeFund，就是要避险。举个 简单例子，你到了纽约股票交易所，买了IBM，你马上就 问“我买了IBM以后，如果股市往下跌了，我怎么办?我不 是赔钱了吗?” 要保证股市下跌的时候不赔钱，你怎么办呢?你把这 个股市再拿来短卖，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对冲基金，买了I BM，短卖了股市，这样在股市下跌的时候，虽然你的IBM 输了钱，但是用于短卖的股市你就赚了钱。你的总和还是 不赔的。但是，利润在哪儿?它的利润是一个很小的差价 。从概念上来说，对冲基金就是一种比较保险的投资。对 冲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买一个跟着市场走的，再买一个反 着市场走的，这样就对冲了风险。 杨：那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当中，你觉得对冲基金到 底起了一种什么样的作用，扮演了一种什么样的角色? 刘：当然，这次对冲基金，确实对亚洲股市造成了很 大的冲击，我觉得这对于亚洲，对于这些中小型股票市场 ，是很不公平的。因为对冲基金有个特点，它的资金量比 较大。为什么资金量会如此巨大呢?一个是它都是个人的 投资。美国人有钱人特别多，他把这些钱都放在一块，因 为它的名字叫HedgeFund，所以它也是一种避险资金。它 很容易到大证券交易公司、结算银行拿到非常优惠的贷款 ，它可以一块钱当十块钱用，当一百块钱甚至当两百块来 用。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好象它有无穷大的资金，可以操 纵股市。特别是在比较小的股市，像东南亚，它确实可以 呼风唤雨。这样，对于小型股市来说是不公平的。 杨：对于香港政府，出资一千两百亿港币打击这种对 冲基金的投机，你怎么看? 刘：这是一个非常争议性的问题，很难回答的一个问 题。 杨：但你好象是半个局中人? 刘：对。杨小姐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觉得在当 时的情况下，香港确实处在一种非常两难的境地。 杨：也就是说它干预和不干预都不讨好。 刘：对，两方面都不讨好。它处在一种什么情况下呢 ?就是做也不对，不做也不对。但是在当时情况下，它衡 量了所有的利弊以后，它决定做，这一点我对他们表示尊 敬。香港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在这么多的人冲击它的情 况下，香港股市还是比较稳的，它的交易量不仅存在，而 且还慢慢增加。对香港金融管理局在这种情况下的做法， 我确实表示钦佩，但政府参与股市的后遗症很大。 杨：它好象开了一个先例。 刘：香港在我们这些人眼里面是绝对自由的，全世界 哪个地方自由?第一名，香港。 杨：好象九八年还是把它排在第一，但是新加坡的名 次在往上升了。 刘：对，是这样的。这是信心问题。从技术上来说， 作为一个政府，你买了这个私人公司以后就会有利益冲突 。你在制订政策的时候，他马上说：“我还要问问这个公 司”。你说怎么办?政府又怎么样在持有大量公司股票的 同时保持股市的繁荣，确实是很难，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事情。 杨：很多人现在提出，对冲基金很可能是在一些小的 岛国上注册的，他们的操作也是暗箱式的，不用公开，国 家很难对它进行监控。这些大资金在国际上流动，对稳定 国际金融秩序造成很大的威胁，是不是应该管制对冲基金 ?索罗斯最近出了一本书，连他自己都认为应该有国际性 的机构来管这件事。 刘：对，我觉得有必要，但是这个事情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很难。 (风险并不会由于我们的恐惧而自行消退。实际上逐 步开放的中国市场，迟早要面临这样的考验，这其中有什 么规律可循，有什么机遇存在呢?要回答这样的问题，金 融专家的意见固然重要，但是我想一大批像刘啸东这样在 华尔街第一线摸爬滚打的股票管理专家的意见，也会从实 际操作的角度，给我们很好的启示。) (钟领宝整理) （证券时报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