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为什么害怕发财？ |
| －－钟健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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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新左派和自由主义学者交代：我为什么害怕发财？ 钟健夫 我说自己害怕发财，别人肯定会问：有没有搞错啊，你现在可是一家公司的总经理，不想发财你搞什么经营？ 不想发财是假的，我只是不想发大财。要是一不小心突然发大了，我肯定非常害怕。我现在的理念是：把自己做小，帮别人做大！将公司搬到家里办公，时髦的说法叫SOHO，其实是胸无大志，做到那算那。我正值中年，有8年市场实战经验，还有点小名声，到一个大型企业任副总经理，我相信愿意努力是可以干好的。但是我不想干了，因为我从小就没有立下发财的理想，财富对我来说，不是好东西，我们家族因此遭受过可怕的厄运。虽说改革的进程不可逆转，但我总担心再来一次文革，或再一次“社会革命”，有钱人又被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若真是如此，当然是小富即安。 一、“黑五类”竟然成了品牌和理想 我的家庭出身不好──工商业兼地主，这种身份（Identity）20多年前是罪恶的象征，现在已经变成亿万中国人的梦想。中国的企业壮大之后喜欢向多元化发展，工业制造，商业贸易，房地产开发，若是私企，用土改或文革时的标准，老板就应定为“工商业兼地主”了，真正的“黑五类”。广西有个知名的品牌--"黑五类”，卖的是黑芝麻、黑米、黑豆之类的产品，品牌理念其实就是“反文革”，竟然一度红遍大江南北，令人感慨！ 整个80年代我都在反思，为什么发家致富突然变成一件光荣的事？因为身在广东，目睹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深信自己比北京的知识界更早从制度性角度思考改革的困境。今天中国人文知识界思考的大部分现实问题，我在10年前就思考过了——我不敢说自己比别人聪明，而是因为我的家庭出身，以及我处在改革开放前沿这样的环境。大约在1996年左右，北京终于放开了大白菜市场的价格，政府不再补贴，北京的媒体视为改革的重大事件，好象这事在中国头一回。我当时身在北京，忍不住发笑，广州人10年前就这么干了。北京人啊，干吗什么事都以为自己是先锋？ 在我看来，1996年对北京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甚至是划时代的一年，这一年联想采用大规模降价促销策略，硬将IBM、康柏拉下马，成为中国PC界的龙头老大。中关村的企业从此借助技术、依赖技术，让北京人穿越了地缘、观念和制度障碍，开始与整个中国改革同步。之后联想又造就了上百个百万富翁，北京人终于在改革开放20年后，第一次走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前列。如果没有科学技术，没有IT革命，没有英特网，皇城根的北京人不会有今天。可惜知界没有人对此作深入思考。因为中国知识分子高度集中于北京，他们感觉良好，很少人会感觉自己比其它地方的人——如比东莞人观念落后。 我害怕发财是因为历史总是以某种循环方式演进。当贫穷成为一件最光荣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应当想到，下一步肯定是发家致富才是最光荣的事。同理，当发家致富成为最光荣的时候，我们就应当考虑，平均主义革命会不会重新回头。我所以害怕发财，因为在童年，我就患下了永远无法治愈的“财富恐惧症”。 二、患下“财富恐惧症”的日子 这纯粹是一种微小叙事，在今天的语境下叙述，有一种无厘头性质。 小时候（七八岁左右）与伙伴们在街上玩耍，远远的传来一阵锣鼓声，口号声，小伙伴们说游行的队伍过来了，大家去看看。许多“牛鬼蛇神”戴着高帽挂着胸牌被押在队伍中，我们觉得特别好玩，一位小朋友突然指着一位“牛鬼蛇神”冲我说：“那不是你爸爸吗？”我一看如五雷轰顶，无地自容，立即回家。 从此我就开始思考剥削阶级的罪恶。父亲单位门口早晚都罚“坏分子”扫街，我很害怕看见父亲，但有一次我们真的碰上了，他低着头扫地，我们假装不认识，我躲在一边望着他的身影，不知道他解放前做过什么坏事。我有两个母亲，四个奶奶，我想这可能就是家族的罪恶了。之后我看见北京来的红卫兵到家里搜家，看见大妈被人用墨水将双手染黑，还剃了光头。我对剥削阶级认识最深的是在学校举办的忆苦思甜大会上。老贫农控诉地主阶级的罪恶，讲到痛苦处总是泣不成声，主持会议的老师就领大家高呼：“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觉得剥削阶级所做的全部坏事都与我有关，同学们也是这样想的。放学时大家把所有书包挂在我肩上，有的同学干脆骑在我身上，让我在地上像畜牲一样爬走，理由是旧社会地主阶级让贫下中农做牛做马，现在解放了，他们要让地主的后代做牛做马。老师不止一次布置家庭作业，让学生们回去访问父母，写自己家里的血泪史。出身不好的学生写什么呢？写剥削史！ 父亲根本不承认自己剥削过别人，他是当地很出名的牙医，中华牙医学会会员，个人身份是自由职业。奇怪的是，我们兄弟姐妹的家庭出身全部定为“工商业兼地主”。三哥不服，他曾经推翻过苏联人关于铁道转弯方面的公式，自己另创造一条，有的教科书还有记载，文革时他说自己的出身不是地主，是自由职业，结果被单位定为“现行反革命”，白专道路的典型。据说祖父发达之前，只有一个孩子，怕不保险，过继了同村同姓的父亲作儿子。后来祖父越来越发达，最后讨了四房，生了二十多个孩子，父亲失宠，另立门户，自学成为牙医，解放前三年已经自食其力，所以个人身份是自由职业。学校一定要我写家史，怎么办？父亲让我写母亲的家史。母亲的家庭出身是个小贩，日本侵略中国时全家从揭阳逃到父亲那里，称“走日本”。这段家史交出去很清白。不过有一个细节不能写，我当时也不知道──外婆领着母亲六姐妹“走日本”，后来局势平静了，想回家却没钱，就把母亲卖给父亲当二房，换了点路费回家。这是改革开放之后姐姐告诉我的。 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喜欢反思，他们反思了知青，反思了文革，反思了反右，反思了胡风等等，全都是体制内的苦难和冤案。我们这些一出生便充满罪恶的另类从来不能成为反思的主体，我们的苦难永远无人关注。 我的叔叔们疯的疯死的死就不说了，说说我那位文革时得了精神病的哥哥吧。他开始是因为失恋，情绪不好，他在大会上高呼口号时没有举起“红宝书”，被当场抓起来批斗，从此精神分裂，至今无法治愈，现在只能与我80岁的老母亲相依为命，每天得吃药。知青文学中描写的苦难不知比我们幸福多少倍。我家有8位下乡知青，应算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我是最小的一个，也下了3年乡，有两位哥哥1963年就下乡了。我经常在半夜听到凶狠地敲门声，警察来查户口，多次将姐姐将从床上拉出来，质问她为什么不开证明就回家。她在山区插队，几个月回一趟家，去大队请假得翻山越岭，而且通常不会批准，她时常以侥幸的心态回到家里，以为在家过几天回生产队，不会有人知道，但早有邻居举报，结果半夜三更被人揪出来。我永远无法忘记深夜里姐姐向警察哭诉哀求的一幕。 有一次公厕里出现反标，内容我不敢重述（文革后遗症）。我家是重点怀疑对象，所有下乡的兄姐一回家就被叫去参加“学习班”，受严厉喝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家人天生胆小，决不敢做此类事情。后来我那位精神病的兄长被叫走了，专案人员说，你要是招了，就给你一包烟。兄长说，你要是先给我一支烟我就招。专案人员便给了他一支烟，你要招什么他就招什么。半年后终于抓到真正写反标的人，兄长的病情却进一步加重。 如今世道变得太快。许多人以骄傲的心态说自己出身于“黑五类”。“黑五类”甚至成为一种知名的食品品牌。而我那位死去多年的祖父也被平反，封为开明绅士，此举是为了吸引我们海外的亲戚返乡投资。这种无厘头的结局，才是历史的真正面目。而我在许多宏大叙事的历史文本中，看到的一切都是必然。在不少书写历史的人文学者眼中，历史总是按他们心目那种内在的逻辑，合情合理地演进。1949年之后的所有冤案平反了，似乎就没有什么事情值得反思了。 三、公有制与我的无厘头关系 我现在称自己为“市场知识分子”、“企业学者”，是一个害怕发财的经理，听起来像是无厘头。我真正无厘头的，是我与公有制的关系。 “新左派”对今天的市场经济十分反感，他们对改革开放之前的那套制度充满眷恋，让人心惊肉跳。印象中，被认为“新左派”而自己又不承认“新左派”的汪晖在文章说过，社会主义制度是20世纪人类最重大的事件。我不知道汪晖是在1989年之后认识到20世纪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的重大意义，还是之前。如果我的猜想不错，是20世纪90年代汪晖出国留学之后。我1958年出生，比汪晖略大一点，1978年上大学时正好20岁，屈指一数，又过了22年。我是在1985年政治体制改革呼声最高时，认为“10月革命”开始的“社会主义运动”，是20世纪人类最重大的理想主义实践。我不知道1985年汪晖是怎么想的。 公有制是为穷人设计的制度。文革时，我们家比很多贫下中农家庭都贫困，却因读了许多马列的言论，受过许多马列的教育，我打心眼里认为公有制好。按道理说，我这个“剥削阶级”的后代不应这么想。也许因为穷，家族受到政治上经济上的种种歧视，我们才是真正的穷人，我才真的认为公制很好--实际上当年我也看不到比公有制更好的制度。这是一种无厘头的关系。比如马克思写的《共产党宣言》，不知多少人读完之后参加了革命，而他积40年功力完成的《资本论》--一本为全世界无产者写的著作，真正的无产阶级却看不懂，倒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视为珍宝。这是文本的无厘头。 经过8年的市场实践，我现在仍然这样认为，公有制的出发点是非常崇高的，并且承认，“10月革命”开始的“社会主义运动”，是20世纪人类最重大的理想主义实践。但我赞成市场经济，反对“新左派”的观点。 你从道德去论证，理论上去论证，公有制肯定比私有制好，但你从操作结果去检验，就会发现，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更好，更符合人性。这是一种无厘头的关系，并且是成千上万、上亿人头落地之后得出的无厘头关系。所以现在我从感情上倾向于那种剥夺过我们家族财富的公有制度，而在理性上却认同那种为国家人民带来富强的私有制度--我在市场最前线，亲眼看到了20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 那么，我为什么害怕发财？最直接的回答是： 1、我从小患有“财富恐惧症”； 2、我一直等待着“新左派”的观念回潮，不是我赞同这种观念，而是感觉到它必然会回潮，为此我等了近10年，但就是没有想到它会从海外回潮； 3、我害怕改革逆转，再来一次“社会革命”。 原载博库钟健夫《人财两得》专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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