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期待·面子·中国人

　　曾德雄
　　近期，接连听到两则有关学术批评的逸事。有一位年轻人近来很受思想文化界瞩目，马上就有人来指责他的不是，其中一个说他“还不够资格做一名作家”。一位女士，写了一本关于中国现代化的书，颇引起了一些争议，一位经济学家说她的工作不象是经济学家干的，“更象记者做的。”

　　这两个批评都涉及到批评对象的角色问题，而角色也正是中国人最关心的事。

　　中国人一生下来，似乎就已经失去了作为一个人的身份，而被赋予一个又一个先是无从知晓、后是无法拒绝的角色。因为中国长久以来都是以道德的评判作为一切社会生活的归依，所以这样的角色更多的是一种道德角色。一个人处于某个特定的伦理架构（血缘关系）之中，就象一张网上的一个结；为了维护这张网的存在，这个结不允许有丝毫的松动。为此，这个人就相应的有了一整套行为规范和责任要求，不容厝越。这套行为规范和责任要求通过“礼”而制度化，能够很好地满足这些行为规范和责任要求，就是“仁”，就是“仁义”。所以《礼记》开篇就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人被悄悄地角色化了。

　　这其中，儒学自是功不可没。儒学最大的功劳是把人作为角色的存在物本体论化。舜是孔孟向所推崇的道德典范，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根据他的意思，仅仅是“行仁义”还不能算是真正的人，必须是“由仁义”行。至于不行“仁义”违背人的道德角色的要求那毫无疑问地是“禽兽”。但是，仅仅是儒学的努力，还不足以最终确立人的角色地位。儒家的这一套学说，正好给历代的统治者提供了最好的“治心”术。历朝的统治者无不奉儒学为圭臬，目的只不过是利用儒家的学说用以愚民，以收“治心”之效，而统治者自己，是绝不会遵循儒学的教义的。《汉书。元帝本纪》载元帝为太子时，“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曰：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对于儒学，统治者只不过是“假仁借义以行其私”（朱熹）。因为“仁义”于“行其私”的功用之巨，所以统治者总是要不断地强化儒学，使之意识形态化。

　　这样做自然导致许多的后果，其中一个就是，“人是作为角色的存在物”——而不是作为人本身——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角色期待的心理也应之而生。角色期待包括了“评价之心”，以外界儒学和统治者提供的标准既评价自己，也评价他人；还包括“命令之心”，以外界的标准既要求自己，又要求别人。正是“评价之心”和“命令之心”的有机结合、互动，使角色期待具有心理上的可能性。（关于“评价之心”和“命令之心”，可参阅唐纳德。蒙罗著：《早期中国'人'的观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出版。）

　　角色期待使中国人产生了非常奇妙的精神景观，那就是对于面子的看重。我们这些中国人的行事，有时候总让人不可捉摸，总让人感觉到在事件本身的目的之外，还隐藏着另外一个似乎是更为根本的目的。这个目的，细究之下，就是面子。鲁迅说，面子“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象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鲁迅：《说'面子'》，《且介亭杂文》。）面子到底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角色期待，特别是自我的角色期待的满足。能够以某种方式满足自我的角色期待，就是有面子。

　　从前——中国还有皇帝的时候，道德的评判是最重要的，因之对于道德角色的期待也成为最主要的，许多的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直以此作为身家性命之根本。一些读书人潦倒终身，却总可以昂首阔步，就因为他的读书人的身份使他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感，换句话说，他很有面子。后来，因为世事的变异，道德不重要了，但角色期待的心理并没有丝毫消散，这使角色期待变得五花八门，及至今日，有更多的人，以更多的方式，满足更加离奇的面子需求。电影明星因为自己是明星，就一定要比所有的人晚到；官员们因为自己是官，就一定要坐某名牌的车，诸如此类。十几年前，中国忽然兴起漂流热，一些人吵吵嚷嚷地要漂流长江。原因倒并不是突然发现了漂流的乐趣，而是因为几个外国人准备漂流长江中国人的长江，不能让外国人先漂，于是漂流热就兴起来了。等外国人走了，人们也就忘了这事。这样的激情，当然满足了我们作为中国人的角色期待，于是中国人又有了面子。至于以一定的角色来作为评价的标准，这种具有悠久传统的舍本逐末的习性甚至在应该成为社会思想先进的知识界，也依然被人们所秉持，如说某人不够资格当“作家”、某人不是“经济学家”之类。因为我们只是一个角色存在物，所以我们总要不断地追求面子；因为我们并不是作为一个人而存在，我们实际上从一出生就没有了面子。

　　1999、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