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院里闹“地震”
　　１９９８年的最后两个星期，天气开始转暖，一个 多月来盘旋北京的流行性感冒也有收工的迹象，但周龙 骧却感到寒意逼人，漫漫长夜寂寞难耐。
　　１２月２８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的４个数学类的 研究所合并，新的机构叫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原来 ４个所一共有１６６位正研究员，而新机构里只留下６ ０个位置出来————一个星期前，原数学研究所研究 员、博士生导师周龙骧接到消息，他未能成为那幸运的 ６０人中的一员。
　　“感觉我们像破产企业，生产了卖不出去的产品， 只好下岗。”周龙骧用“下岗”一词描述他眼下的处境 ，做了几十年的研究工作，在某一领域称得上权威，大 大小小奖也有许多，做梦也没想到会在６０岁的时候来 一次“再就业”。
　　跟周龙骧命运相似的还有１０５位研究员，他们不 得不面对一个新的游戏规则：入选的那６０位研究员将 成为理所当然的学术骨干，在未来的研究中大展身手， 这批入选者将获得比以往优厚得多的科研经费，而且每 人一个月多拿３０００元薪水。相对于原来平均１５０ ０元左右的工资，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差距。————所 有这些改变，他们都是局外人。
　　“三条路，一是退休，二是退养，即不到退休年龄 ，工资照拿，院里给养着，三是转岗，这主要是那些比 较年轻的，还有行政人员。”周龙骧说。
　　还有一种说法是，一部分较年轻的研究员降格为副 研究员，可以继续搞研究；另一部分年纪较大的，则鼓 励他们去编教材、带学生，关于原来的课题，可能得“ 放一放”了。
　　让某类学科的将近三分之二的研究员“下岗”，这 在中科院是破天荒的事儿。凡改革就有震荡，研究员“ 下岗”，无异于在中科院引发了一场“地震”。
　　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去年２月，中科院向中 央上报了《迎接知识经济挑战，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的 报告，江泽民总书记作了重要批示，６月，国家科教领 导小组审议通过了中科院开展“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的 提纲。
　　中科院副院长白春礼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国家 在国际上的地位取决于国家的知识创新能力。知识创新 能力强的国家将成为“头脑国家”，反之将成为“躯干 国家”。
　　白春礼在《欧美同学会会刊》上发表文章，对中国 创新能力现状有一番清醒的描述：其一，我国科技国际 竞争力落后于经济国际竞争力。１９９６年我国ＧＤＰ 世界排名第７位，而科技国际竞争力排在第２８位。其 二，科技国际竞争力连续下降，是我国国际竞争力８大 类指标中唯一连续下降的指标。其三，知识创新和技术 创新效率不高。１９９６年我国从事研究与开发的总人 数与企业研发人数均列世界第４位，而我国科研与专科 指标的国际竞争力只分别列世界第３２位和第２１位。
　　创新能力往往决定一个国家的未来。９０年代，世 界经济开始向知识经济转移。强调“技术立国”的日本 经济如强弩之末，而注重知识创新的欧美，尤其是美国 保持了强势。中国创新能力现状若不尽快扭转，关于２ １世纪是“龙的世纪”的预言将会落空。
　　作为中国首屈一指的科研机构，中科院的改革还是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有一位院士将中科院与德国的 马普协会（相当于德国科学院的角色）做了一个“横向 比较”：前者成立于１９４９年，有１２３个研究所， ４万科研人员外加３万辅助人员，１万名研究生，所获 经费是４亿美元，每年被ＳＣＩ（国际著名的论文检索 机构）引征的论文２０００篇；后者成立于１９４８年 ，有８０个研究所，２９００名固定研究者，外加６５ ００名流动研究者，一年经费是１１亿美元，每年被Ｓ ＣＩ引用的论文是１００００篇。
　　这位院士得出的结果是：花在每个人身上的经费， 我们是１万美元，人家是１３万美元；但就每篇论文的 成本而言，人家是１０万美元，我们是２０万美元！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人们意识到，知识经济 靠人海战术是不行了，庞大笨重的结构使中科院像一条 工业时代的“恐龙”，行动缓慢，反应迟钝，需要动“ 大手术”，才能成为充满朝气、精干活跃的学术机构。
　　去年６月，中科院决定启动“知识创新工程”。首 批１２个项目。作为试点之一，数学所、应用数学所， 系统科学院和计算数学所四合为一，组建数学与系统科 学研究院，大家简称为数学院，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 ”的原则，确立了主要支持的十三个学科方面，设立了 研究员岗位８０人（其中２０个是流动人员的），副研 究员１００人，两年之内４５岁以下的研究人员将成为 主体。
　　数学院副院长章祥荪认为，这次数学院在制度创新 上下了功夫，研究者签约上岗，以增加流动性。两年考 察一次，如果成绩不理想，请他另谋高就。这种模式是 拿欧美的科研制度做参照的，为了保证学术竞争力，美 国研究机构定期要对研究者进行评估，在德克萨斯州， 甚至已经开始对终身制教授的重估。
　　章祥荪说：“对这次改革，社会上反映比较好，但 院内部则有较大的分歧，一些同志不理解，贴出了‘小 字报’。说实在的，过去因为将正研究员与职称工资挂 钩，正研批得太多，已经滥掉了，不值钱了。现在减人 ，等于说重新建立价值标准。”
　　重建价值的过程注定是个艰难的过程。据说去年５ 月，科学院派了个工作小组，到４个所征求对合并的意 见，１２个月的调整下来，没有哪个所同意并掉自己。 工作组回去，暂时没有了消息，所里以为这事儿不了了 之，皆大欢喜。９月，院里突然下了命令，要４个所在 １２月１５日之前必须完成合并。
　　合并的难点在于裁人，谁下岗，以怎样的方式下岗 ，这是一个让设计者头痛的问题，也是备受争议的敏感 地带。一下子让１０６位正研究员离开原来的位子，固 有的平衡被打破，必然会有一个阵痛期。
　　院里想了一个办法，让每个所召集全体研究员进行 无记名投票产生了９０名候选人；然后再由１５人组成 的筹备委员会进行投票，超过总票数三分之二者可获得 通过。出于心照不宣的原因，１５人的名单是保密的。
　　周龙骧是９０名候选人中的一位，到决定命运的１ ５人小组那里，被刷了下来。一个星期之后，周龙骧在 数学所大楼的公告栏贴出了“小字报”，认为１５人小 组是“一只黑箱”，他们搞的投票，既无同行评议又无 本人答辩，八九十人的材料在一天之内就弄完了，既草 率又不慎重，完全是“一言堂”。
　　原系统科学研究所的张永光研究员说：“３０００ 元也发不了财，没拿也不会饿死，我们奉献了一辈子， 最后要给一个正确评价。有的人当了十几年正研究员， 连带的学生都已经是正研了，现在又要回头从副研究员 做起，这是一个世界级笑话。”
　　１２月２８日数学院成立大会那一天，副院长章祥 荪在餐桌上承认，由于４个所之间交往并不多，相当不 了解彼此研究领域，１５个人来投票，票数也比较分散 ，出现一些偏差也是可能的。
　　在当天的座谈会上了解到，去年柏林国际数学大会 ，中国没有一个被邀请上台宣读论文的，２００２年国 际数学大会将在北京召开，据说国家已拨下钱，希望三 年之内出成果，重现华罗庚、陈景润时代的辉煌。时不 我待，数学院成为一张需要尽快打出去的牌，也是一种 现实选择。

微软研究院是根刺？
　　在中国科学院数学院成立前一个月，微软公司在北 京设立了它的中国研究院，这成为当月的重要新闻。中 国传媒感兴趣的是，它将在未来的６年中吸纳１００位 研究者入帷，其中绝大部分是“国产”。在这些研究者 身上，微软计划花掉８０００万美元。
　　有人立刻给算了一笔帐，“如果真的兑现，那么每 人平均将得到数十万美元的投放”。
　　微软研究院就在离中关村百步之遥的知春路上，周 围散布着中科院几十家研究所，和中国最著名的ＩＴ公 司。因此有人把微软研究院比作插入“中国硅谷”的一 根刺儿，让附近大大小小的机构都感到芒刺在背。
　　在微软研究院的成立大会上，几位做技术演示的高 级研究员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们操着标准的普通话，和 同样流利的英语。据说，微软研究院现已到位的９员大 将，几乎全是“出口转内销”式的人物，他们当年从中 国出击，在美奋斗十余载，功成名就。如今被微软请回 中国，独当一面，拥有支配上百万美元经费的权力，可 以就近取材，雇用“物美价廉”的本土计算机人才。这 种改变令出席大会的中国官员感慨不已。
　　改革开放的２０年中，中国先后派出去留学生３０ 万人，回来的大约有１０万人，但一些国外机构对此的 估计更低，根据美国专家的估算，留美的中国留学生回 归率大概只有５％到１０％。
　　为什么会出现“晋材楚用”这种人才流动格局呢？ 最容易使人接受的答案是，当一个人在海外年收入５万 美元，有汽车洋房，他还愿意回来过住集体宿舍，挤公 共汽车，月薪只有七八百元的生活么？
　　一位１９８８年从美国回来的３８岁的文学博士说 ，他刚回国那年，被分在社会科学院。所里照顾他，分 了一间住房。不过，那房子四面透风，有一天半夜刮大 风，窗子吹掉一半，他被冻醒，披着毛毯挨到天明，一 时心境悲凉。那时，他每月工资只有９６元人民币，而 每次给国外寄一篇学术论文的邮费是２５元，“那相当 于我女儿一个月的奶费和水果费。”他苦笑着说，“这 种以孩子健康为代价的学术交流真是荒诞。”
　　现在中科院的研究员一个月各种收入加起来，大约 在１４００元左右，只相当于北京的士司机收入的四分 之一。不得已，许多研究所将争取来的科研经费部分当 生活补贴来发，剩下一部分存在银行，等研究员们养老 用。一位研究所所长透露，他们所一年只有１００多万 的财政拨款，但存在银行帐户里的钱有六七百万，大家 舍不得花，慢慢享用。科研投入变成了“吃饭财政”， 这是让高层人士始料未及的。据那位所长说，财政部为 什么不愿给中科院增加拨款，就是看到沉淀银行帐户里 的那些钱————你们不是嚷嚷穷吗，为什么还存这么 多钱？
　　为了吸纳留洋学子回国，政府出台了不少特殊政策 。一向以僵硬与冷酷无情著称的人事制度，也对留学生 网开一面，表现出少见的弹性———————留学生回 国原则上“自主择业，双向选择”、“来去自由”，在 职称评定、住房分配和解决夫妻两地分居上也会受到一 定照顾。甚至到后来还允许他们购买免税国产轿车一辆 。
　　但这些政策似乎没有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也许这 些只是小恩小惠，并未从根本上改变那种差距。
　　但最近政府要动真格了。据中科院的有关人士透露 ，为了吸纳杰出人才，国家承诺每人可以拿到２００万 元的经费，用于三年之内安家、工资以及聘请助手等费 用。而且不“封顶”，得到２００万元资助者还可以向 国家有关基金申请其他研究经费。这批人将面向国内外 公开招纳，要经过层层严格的挑选，中选者必定是学界 精英。据说朱镕基总理批准这个计划时对中科院院长说 ，你能招到１０００个人，我给你１０００个人的钱！ ————１０００人就是２０亿元。但中科院比较谨慎 ，定了一个“三百人计划”，预算华人学者的比例会大 一些。
　　一份内部刊物说，中国开始计划提高部分教授、专 家的年薪，未尝不是受到了微软中国研究院类似事件的 刺激。

相信市场
　　钱宁在《留学美国》一书中说，归国留学生除了要 经受物质生活方面的考验之外，还要面对精神方面的熬 炼————后者跟钱已经没有太大关系了。
　　使留学生感到难以适应的东西，是中国知识界许多 特别的“教规”，这种东西常常让人感觉得到，却说不 出来。一位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３７岁的社会学博士， 刚回国工作的那两年里，总有一种动辄得咎的感觉，他 说，“常常是地雷都炸了，我还不知道是在哪儿踩响的 呢。”回国后，他不愿再走中国学术界流行的那种线“ 纯”理论研究的老套，而是采用了一些模式建立、数据 分析等新方法，很快在单位里招来非议，说他“不务正 业”；研究成果发表并引起社会反响后，评定职称时， 又有人说他的东西“不是学问”。
　　这位留学生认为，种种“教规”背后，实际上是一 个“代沟”的问题。这些年，老先生们老得特别快，年 轻一代成长得特别快，而中年一代，由于５０年代教育 的偏颇与先期政治运动的影响，“批判意识”极强，几 代人学术观念上的激烈冲突是必然的。而现行的体制更 多地维护了“老乡规”，致使学术环境异常封闭，不具 有民主性，不能包容“异端”，触犯者很可能弄得一事 无成。
　　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凌小宁博士说，在微软里面，老 板允许每个人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只要是朝着大方向 去的。即使你的老板不认为你的工作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他也会支持你这样做。因为未来是不可知的，创造力 的萌芽也许正是以“异端”的面目出现的。
　　两种天差地别的学术环境实际上反映了两种生产关 系，前者是以政府为导向的，是计划经济下的“蛋”， 它讲究论资排辈，充满清规戒律，视创新为离经叛道； 而后者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众所周知，在配置资源上没 有比市场更有效率，而且，市场面前人人平等。
　　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刘军宁认为，衡量一个国家科 技是否发达，并不是看政府对科技有否重视而是在多大 程度上为个人创造力的自由发挥提供了社会条件，甚至 不是物质条件，而是自由空间。市场的发展将会创造更 多的个人自由，从而使僵硬的体制进一步松动；同时， 市场竞争必然会导致人才争夺，从而对广大的“人才” 作出正确估价，赋予其应有的价值和价格。所以，真正 能够重视“人才”的必定是市场而不是政府。
　　１９８４年底，中科院计算所首届硕士毕业生发动 了一场“政变”，闹得整个中科院满城风雨。以周明陶 为首的１８个年轻人联合起草了一封信给计算所所长， 要求成立一个新的研究所，全部工作由年轻人自己干— ——————这在当时无异于安徽凤阳小岗村十八户农 民按下手印，要求土地承包到户一样。
　　当时中科院领导不同意，周明陶他们又与航天部等 单位联系，要求走出中科院。后来，周光召从国外回来 “执政”，推行“一院两制”，提出让周明陶等人成立 一家公司。两年后，一个在中关村有着巨大影响的希望 电脑公司成立了。与此同时，联想、科海等公司如雨后 春笋，开始中国ＩＴ事业的成长。
　　事隔１５年，周明陶回忆起那段往事，还觉历历在 目。他说：“当时还是一个体制上的问题，就是计划经 济那一套，经费、资源的分配要一层一层审批，比如申 请一个样机做实验，你打报告上去，等批下来样机早已 落伍，不能用了。现在我们如果需要哪些设备，买回来 就是了。”
　　现在，拥有１０００多人的计算所已经被它当年生 下的一个“儿子”————联想公司“吞了下去”，做 了两件事：一是把原来２—５万元的研究经费提高到２ ０—４０万元，二是把１０００人压缩到１００人。市 场不需要那么多人。
　　与此同时，中国ＩＴ产业的另一重镇北大方正宣布 ，在未来１０年左右，要产生５—１５个院士，和多个 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而且至少１００个百万富翁 。有市场在后面撑腰，口气自然要大得多。
　　相信市场。人们有理由相信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 将来，中国也能出现一拨儿比尔·盖茨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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