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史上，显而易见的矛盾多不胜数，但很少像以下这个矛盾如
此明显：美国人既崇尚物质主义，同时又注重精神生活，后者主要指
的是宗教信仰。最近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六成一美国人表示宗教在他
们生活中“非常重要”。

　　 显然，展开史上最大规模购买热潮的也是美国人。1995年至19
99年间，美国人买下的东西包括7700万辆汽车及轻型货车、近800万
间新屋、5700万台个人电脑和6400万部流动电话。

　　这种矛盾是美国文化一大特点。大众对股市的狂热已接近着魔的
地步，但部分超级暴发户虽然腰缠万贯，却不得安宁，治疗师高尔德
巴特称这种精神状态为“暴富综合症”，特点是“极度内疚”和“身
份困惑”。至于一般美国人，他们认为美国最大的问题关乎道德方面
。根据一项1999年的调查指出，人们最关注的四个问题是：罪案、民
选官员违法、滥用药物及家庭破裂。

　　习以为常吧!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福格尔在新著《平等主义
的第四次大觉醒与未来》中指出，在美国史上，道德与经济的冲突一
再出现。他说，该现象有规律的周期。不断变化的科技和经济环境与
道德标准互相抵触，引起精神危机、社会改革和政治动荡。人们力图
把道德框架套在新的经济环境上。福格尔指出这四次觉醒大概始于1
730年、1800年、1890年和1960年的宗教“觉醒”，这类“觉醒”最
终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政治。

　　福格尔认为，科技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从而驱使人们重新估量
道德标准。他指出，1810年以前，从欧洲到美国的水路航程漫长(30
天)、危险(1020％的旅客最终丧生)及所费不菲(费用相当于一名工
人的全年薪水)。到1860年，这个航程已缩短至7天，所需费用与涉及
的危险剧减9成。旅程变得更便宜、更安全，因而鼓励移民，以致城
市冒起，产生危机感。

　　福格尔在书中指出：“在人们眼中，费城、纽约及波士顿对社会
秩序构成威协，因为它们是疾病、罪案、暴力和道德堕落的温床。”
他相信，19世纪初的宗教觉醒强调“任何人都可通过…同罪恶斗争，
得到上帝拯救灵魂的恩典”并非偶然。19世纪出现的无数政治目标，
有两项是普及教育和禁酒。1846年至1855年间，13个州通过禁酒条例
，但大部分条例很快便被废除。

　　到19世纪90年代，人们对个人罪恶的注意力逐渐转移到社会罪恶
。再一次，科技使公众对道德标准下降及对政治极度不满。工业化和
城市化当时已令美国出现剧变,人们面对失业、压迫的工作环境及住
在城市的贫民窟，苦不堪言。这一切引致美国第三次大觉醒，期间出
现的政治议题，最终催生现代的福利社会，也就是有保护童工法例以
至收入再分配的社会。

　　当然，福格尔的说法太武断。力图废除奴隶制度的运动属于第二
次觉醒，与科技毫无关系。而且福格尔也承认，自从30年代便蓬勃发
展的福利社会，其改革主义者的推动力已很快不再源于宗教信仰。不
过，他的基本见解依然为人接受，就是人们总是设法消除宗教信仰、
道德观与每个新经济秩序之间的矛盾。

　　福格尔认为，这个年代人们精神极度紧张，是社会富裕的结果。
今天，除了最穷的人外，所有人都比100年前最富有的人活得更好。
1890年时，美国最有钱的一成人收入在今天的贫穷线以上。如今空间
时间大增，原因是人们比以前长寿，可以退休，同时工作没有往日费
力。1880年时，工人平均每天干活11小时，一周六天工作。然而，物
质生活虽然不断改善，却不代表人们可以得到满足，或者社会祸害可
以根除。福格尔坚信，今天最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属于精神方面，而非
经济上。人的一些重要素质包括自律、目标感及社会感。可是，我们
无法从市场上获得这些素质，政府计划也不大可能助我们得到这些素
质。这些素质主要靠家庭培养。

　　福格尔认为，有信仰宗教的右派人士开始强调道德问题之日，便
是美国第四次觉醒展开的时候。仅两周前，总统克林顿欣然指出，社
会统计数字显示，与父母一起进餐的青少年与没有这样做的年轻人相
比，吸烟、喝酒、卷入暴力事件、自杀和吸毒的机会低许多。

　　这意味富裕的生活令自由复杂化。随着生活改善，我们愈来愈自
由，生活富裕也就令人产生焦虑。如果理智运用自由，更自由诚为好
事，但我们往往自作自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