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捎什么回家？
□农民
儿时的春节是单纯而浪漫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彼时我和我的同伴们的家
境都不宽裕，换句时髦的话说，那时的物质是贫乏的。但我们仍觉得浪漫而充满幻
想，尽管裤兜里只有几毛钱的压岁钱和半吊子炮竹，但我们有大幅的清山绿水，以
及城里人称羡不已的浓浓乡情民风。
那时的天是蓝的，水是绿的。我和我的同伴们光着脚浸在冰冻的春水里度过了
年少的时光。
在贵州山乡里，过年最浓重的仪式便是杀猪和打糍粑了。多年以来，那不绝于
耳的阵阵哀鸣和木槌击在兑槽里的声音，仍是我此生以为最为动听的交响。少年不
知愁，盛着大碗，跪在父辈们捆猪用的条凳下，刀光闪过，汩汩猪红溢出，溅得一
脸的猩红，和着父辈的吆喝，放浪地笑。还有那打糍粑，至今想来，那哪里是打糍
粑，分明是槌打那份亲情，扭拌那浓郁的民风。趁大人闲憩的当口，从兑槽里揪一
把粘乎乎的糍粑，捧在手里呵着气。母亲瞅见，并未责备儿子的嘴馋，还拿出醮糍
粑用的糖和影子（一种调料），满足儿的玩心。
燃一炷香，放几响炮竹，在溪边疯跑；累了饿了，回家围在炉旁，让母亲烤两
块黑糯米糍粑，或煎或煮；最好下一场雪，奔向屋外，什么也顾不得了。那是我过
年的全部，我拥有的乡下孩子全都拥有。今天看来，这样的快乐任何物质都取代不
了的。
多年后徜徉在广州街头，竟为过年带什么东西回家而深感犯愁。其实母亲已是
什么也不缺少了。母亲从来对生活奢求不高，两个儿子能成才，是她最大的愿望。
母亲迷信(在我的记忆中，从那山里走出来的女子无一例外)，过年过节烧香焚纸祭
祖，祭台上要燃两对大烛，通宵明着。因担心风高物燥失火，除夕和十五，我们自
快活去了，母亲则要守着一对大烛至天明。每每初一天父亲清扫烛台时，我瞅见一
对残烛挂着的烛泪清莹剔透，我疑心母亲哭过。我后来知道，那时节日子的难捱，
我们的快乐正因了母亲的泪水而弥足珍贵。
大学四年级时到成都实习，在成都青羊宫外一些卖祭品的档口，忽然发现一种
“带电”的烛台，两只蜡烛模样的灯，中间插有三炷香，顶上点着小灯，在暗处熠
熠发亮。我掏出平时攒下的稿酬买下，托人捎给了母亲。以后的除夕、十五，母亲
不用再守在那时冒着黑烟的大烛旁熬夜了。
母亲识字不多，想给我写信只能让父亲代劳。父亲的信中也多是母亲平素对我
们唠叨的话，从前不爱听的嘟哝此时却倍感亲切。最近的一封信里母亲说，今年过
年别乱花钱往家里捎物事了，能回来比什么都强。其实望着街头满目琳琅的商品，
我竟不知捎什么回去给我可敬可爱的父母乡亲。
看来物质的丰富，究竟取代不了精神世界的各种情感。从另一种意义上看，物
质对人的异化反而导致了亲情的淡漠、爱情的降温、友情的丧失。在这物欲横流的
龙年春节里，我反愈加怀念十多年前的日子，虽然那时我只有糍粑，炮竹，和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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