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04月29日

我看北大

季羡林

  北大创建于1898年,到今年整整一百年了,称之为“与世纪同龄”,
是当之无愧的。我生于1911年,小北大十三岁,到今年也达到八十七
岁高龄,称我为“世纪老人”,虽不中亦不远矣。说到我和北大的关
系,在我活在世界上的八十七年中,竟有五十一年是在北大度过的,
称我为“老北大”是再恰当不过的。出于自然规律的作用,在现在的
北大中,像我这样的“老北大”已寥若晨星了。

  记得前几年,北大曾召开过几次座谈会,探讨的问题是:北大的
传统究竟是什么?参加者很踊跃,发言也颇热烈。大家的意见不尽一
致,这是很自然的现象。我个人始终认为,北大的优良传统是根深蒂
固的爱国主义。

  如果我们改一个计算办法的话,那么,北大的历史就不是一百年,
而是几千年。因为,北大最初的名称是京师大学堂,而京师大学堂的
前身则是国子监。国子监是旧时代中国的最高学府,已有一千多年的
历史,其前身又是太学,则历史更长了。从最古的太学起,中经国子
监,一直到近代的大学,学生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这也是存在
决定意识这个规律造成的,与其他国家的大学不太一样。在中国这样
的大学中,首当其冲的是北京大学。在近代史上,历次反抗邪恶势力
的运动,几乎都是从北大开始。这是历史事实,谁也否认不掉的。五
四运动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次。虽然名义上是提倡科学与民主,骨子里
仍然是一场爱国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只能是手段,其目的仍然是振
兴中华,这不是爱国运动又是什么呢?

  我在北大这样一所肩负着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的,背后有悠
久的爱国主义传统的学府,真正是如鱼得水,认为这才真正是我安身
立命之地。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我身上的优点不多,唯爱国不敢
后人。即使我将来变成了灰,我的每一个灰粒也都会是爱国的。这是
我的肺腑之言。以我这样一个怀有深沉的爱国思想的人,竟能在有悠
久爱国主义传统的北大几乎度过了我的一生,我除了有幸福之感外,
还有什么呢?还能何所求呢?

  也许是出于一种偶合,北大几乎与20世纪同寿。在过去一百年中,
时间斗换星移,世事沧海桑田,在中国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北
大在人事和制度方面也随顺时势,不得不变。然而,我认为,其中却
有不变者在,即北大对中国文化所必须担负的责任。

  古人常说,某某人“一身系天下安危”。陈寅恪先生《挽王静安
先生》诗中有一句活:“文化神州表一身。”而我却想说,北大一校
系中国文化的安危与断续。

  我所谓“文化”是最广义的文化,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都包括在
里面。但是狭义的文化,据一般人的理解,则往往只限于与中文、历
史、哲学三个系所涵盖的范围有关的东西。而在北大过去一百年的历
史上,这三个系,尽管名称有过改变,却始终是北大的重点。从第一
任校长严复开始,中经蔡元培、胡适、傅斯年(代校长)、汤用彤
(校委会主席)等等,都与这三个系有关。至于在过去一百年中,这
三个系的教授,得大名有大影响的人物,灿如列星,不可胜数。五四
运动时期是一个高潮。这个运动在中国文化学术界、思想界,甚至政
界所起的影响,深远广被,是无论怎样评价也不为高的。如果没有五
四运动,我们真不能想象,今天中国的文化和教育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前几年,我们中国学术界提出了一个口号: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
化。这口号提得正确,提得及时,立即得到了全国的响应。所谓“弘
扬”,我觉得,有两方面的意义:一个是在国内弘扬,一个是向国外
弘扬。二者不能偏废。在国内弘扬,其意义之重要尽人皆知。我们常
讲“有中国特色的”,这“特色”无法表现在科技上。即使我们的科
技占世界首位,同其他国家相比,也只能是量的差别,无所谓“特色”。
“特色”只能表现在文化上。这个浅近的道理,一想就能明白。在文
化方面,我们中华民族除了上面所说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外,几
乎是处处有特色。我们的语言,我们的书法,我们的绘画,我们的音
乐,我们的饮食,我们的社会风习,我们的文学创作,等等,等等,
哪个地方没有特色呢?这个道理也是极浅的,一看就能明白。这些都
属于广义的文化,对内我们要弘扬的。

  除了对国内弘扬,我们还有对国外弘扬的责任和义务。我在上面
已经谈到,在文化的给予方面,我们中华民族从来是不吝惜的,现在
国外那一些懵懵懂懂的“天之骄子”们,还在自我欣赏。我们过去曾
实行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拿来了许多外国的好东西,今后我们
还将要继续去拿。但是,为了世界人类的幸福和前途,不管这些“天
之骄子”们愿意不愿意来拿我们中国的好东西,我们都要想方设法实
行“送去主义”,我们要“送货上门”。我相信,有朝一日他们会觉
悟过来而由衷地感谢我们的。

  北大上承几千年来太学与国子监的衣钵,师生向“以天下为己任”,
在文化和政治方面一向敢于冲锋陷阵。这一点恐怕是大家不得不承认
的。今天,在对内弘扬和对外弘扬方面,责任落在所有大学的人文社
会科学学术教育机构,以及教员和学生的肩上,北大以其过去的传统,
更应当是当仁不让,首当其冲,勇往直前,义无返顾。

  专就北大本身来讲,中文、历史、哲学三系更是任重道远,责无
旁贷。我希望而且也相信,这三个系的师生能意识到自己肩头上的重
担。陈寅格先生的诗曰“吾侪所学关天意”,可以移来相赠。我希望
国家教委和北大党政领导在待遇方面多向这三个系倾斜一些,平均主
义不是办学的最好方针。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在北大只有这三个系有
责任,其他各系都可以袖手旁观。否,否,我决无此意。弘扬、传承
文化是大家共有的责任。而且学科与学科间的界限越来越变得不泾渭
分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现象越来越显明。其他文科各系,甚
至理科各系,都是有责任的。其他各大学以及科学研究机构,也都是
有责任的。唯愿我们能众志成城,共襄盛举,振文化之天声,播福祉
于寰宇,歧予望之矣。

  作者简介 季羡林,1911年8月生,山东临清人。1934年毕业于清
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赴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1941年获哲学博
士学位。1946年回国后至北大任教至今,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东
语系系主任、北大副校长,兼任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
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等职。现为
北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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