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索个体生存的根基
这一代人的信仰,从一开始就是被教导,继而是被规定只能相信、献身于唯一的历史理性。然而,正是这一代人凭着历史的信念开始义无反顾的历史的行动的时候,历史却无情地摆弄了他们。
林欣森
在我国当代学者中,刘小枫的著作是我最喜欢读的,不因他又发现了什么伟大的真理,却在于他无需霍霍言词,就一个个戳破了许多自诩为真理,实倒是欺世谎言的蛊惑之说;也不因他树立、维护了何种学术规范、学界道统,却为他的个体言论,总是要动摇着那些道貌岸然、义理独据的正统和权威。我们由之而一再看到,堂而皇之,动辄以整肃天下为己任的种种宏论,其实并不占据有什么牢靠的义理,而无非是向权力致媚又要求社会法权的“主义”论述及其变种而已。
颠覆真理、挑战权威、瓦解规范,确是一件时髦而刺激的事情,但却实在不是刘小枫为学的旨趣。他的学问目的有着更深远的志向,用他自己的话说:“一,寻求个体性思想信念的安顿;二,寻求切合时代问题的学问标式。”而根本的,还是要找寻个体生存的意义根基。这一目的,从一开始就不是由可能具有的社会效应所策动,而是由个体本身在其生长过程中历史地经历和遭遇逼迫出来的问题提起的,是问题意识提示出学问目的。
任何一个读过刘小枫《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四五”一代的知识社会学思考札记》等篇章,并且也和这一代人有着相同的磨难的人,都会明白他为什么竭尽心血,也要重新来寻找维系个体生命意义的真实根基。信仰作为在体的意向性行为,需要每一个认信的个体从自身的存在和境遇出发去决断什么是我信,但这一代人的信仰,从一开始就是被教导,继而是被规定只能相信、献身于唯一的历史理想。不管是被教导规定还是出于自愿,这一代人毕竟曾经真诚地相信过,并且几乎都为之献出了青春的一切。然而,正是这一代人凭着历史的信念开始义无反顾的历史的行动的时候,历史却无情地摆弄了他们:明明宣称是最科学、最理性的真理,为什么却引致千千万万的人失去理性,像飞蛾扑火般地陷入毁灭的疯狂,明明宣称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幸福、解放而奋斗,为什么却导致人民中的几乎每一员连生存的权利都要被随时剥夺……这些令人痛苦的乖悖的现实,能不迫使陷于其中的人们开启反思的头脑?在刘小枫那里,被迫出来的问题就是,真诚地相信、普遍都相信的东西,并不就是真实可靠的东西,那么什么才是值得信靠的真理,如何才能走向真理,怎样才能保证自己真诚的信念不再漂浮于虚无之上……这都是每一个个体需要切身地深思的问题。
《拯救与逍遥》、《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等著述,就是作者清理自己的思想信念,重新确立自己所信的价值根基的努力,这些著述,鲜明地显示了作者自我抑制,自我苏生的态度和立场,是关涉自我的个体言说,浸透着作者对他想要询问的问题的休戚与共,切己在体的理解和深思。因此,他们一出场就与意识形态话语体制下的刘小枫称之为“社论语态”的主流话语格格不入,不是被误解,就是被指责为不可解。在这些习惯于不属己的或自身不在场的言说,习惯于为民族、政治、社会开药方,却独独忘记了个体存在的论者看来,《拯救与逍遥》成了鼓吹基督教救国论的文本。对此,刘小枫的回答是,“我只想过何以救自己。……把我们自己从‘救国论’话语中救出来,大概才是一件切实需要做的事。”《走向十字架上的真》招致的指责,则是它没有看到历史上基督教国家、组织对人类文明犯下的罪行,缺乏起码的一分为二的历史观点。其实,刘小枫早就申明,他无意于做这种史论研究,他在这本书中所要做的只是,从我们切身的生存境遇出发,与他相遇的西方神学家一道,去寻求一种信仰的值得信靠的品质。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误解和指责呢,从实质上看,这仍然是反映了全权意识形态话语与个体言说之间的紧张,虽然当今世界,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已经松弛,但得到权力支持,必须为权力的继续存在维持其信理的正当性的意识形态话语,仍然需要保护一种以之为正统的强势语境,在这种语境中,个体言说仍然难以容身。这表明,要坚持自己决断的信仰,就必须坚持切合自身的个体言说的表达,也就必须使自己的言述处于流亡话语的状态。
“流亡话语”也是刘小枫关注的话题,但他考虑这一问题的出发点同样不是政治消极性的,而是文化积极性的,他感兴趣的是流亡话语、流亡文化可能具有的一种独特品质,即“从本己的无族性遭遇出发,又超逾了民族性本身”,从而进入基本的生存论语境,具备更为开阔、深邃的思考眼界,体察到更具人类性、时代性的问题。与此相联系,所谓坚持个体言说,也不仅仅是为了对抗、突破意识形态的控制,寻回人身的自我,其意义仍在于,个体言说有可能使个人的学问学述能够逾越既定的文化制度的圈格,超出传统、正统的话语问题对个人视野的制导,在自由的致思中探索切身的学问,有可能感受并思考真正切合时代状况的问题。
对于刘小枫来说,引导学问路向伸展决定学问学术品质的还有一个“问题意识”,他曾说:“问题意识是学术思想的关键,这是一个过于私人化的事情,我想究明某种东西,澄清某种疑虑,与我的纯属个人性的在世体验相关。但是,个人性的问题意识只有在与历史中的诸多个人的问题意识的交流和碰撞中,才会变得日益明朗……问题意识的交往必须是超越时代和地域的。”参之上文,我们可以说,问题意识之能够成为问题,其前提必须是在个体言说的语态下,意识形态话语语境只有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论证并维护权力的正当性,因此是没有也不容许有所谓问题意识的。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刘小枫在不同的场合都要一再提醒人们,所谓东西方文化之争,所谓学术本土化,重建学术的规范等等,无一不是假问题、伪问题。他是要告诉我们,只有致力于坚持自由的,批判的个体言说,才有可能触及到现代学术的根本问题,才有可能摆脱别扭隔膜的情状,与东西方思想家一起休戚与共,命运共担地思考共同面临的现代性问题。
刘小枫专著:
《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拯救与逍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走向十字架的真》,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增补)版
《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
《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
《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本文摘自1998年8月22日《粤港信息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