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努力去读康拉德的名作《黑暗的心》，那时我还是个天真的
少年，没有读完便放下了。现在，当钱理群先生送我一册他的近作
《压在心上的坟》时，我又想起了那本没读完的书。这两本，都是关
于人类心灵的书，都是人类的心灵在黑暗中挣扎的书。

　　用“坟”作为书名似乎有点不吉祥、不雅驯，更何况“坟”还
“压在心上”。不过，《坟》是鲁迅写得最好的杂文，《墓碣文》是
鲁迅写得最好的散文诗。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张鲁迅穿长衫坐在乱坟
堆中的照片，前排还有几名洋装在身、气吞万里的青年，而先生却冷
若冰霜，独坐坟头风满袖，那管他绿肥与红瘦。范仲淹有诗曰：“纵
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多次重复
这个意象。从曹雪芹到鲁迅，再到钱理群，笔下都出现了“坟”难道
仅仅是巧合吗？

　　压在心上的坟远在贵州。在那不堪回首却又不得不回首的岁月里，
钱理群被下放夜郎古国，扫进“牛棚”。一位出身地主家庭的女学生，
因为不同意对“反革命分子钱理群”的定罪，认为“上纲上线太高，
不符合实际”，立即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这个十多岁的女孩子
愤而采取了与《家》中的鸣凤同样的抗争方式：投湖。于是，喇叭里
响起刺耳的尖叫声：“反革命分子某某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从
此，一具沉重的死尸横亘在钱理群与青年之间，一座有形无形的坟压
在他的心上。“后来，我成了学者。当我以更开阔的视野，研究20世
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的历程，以及探讨人类共同的精神困惑时，我都
清醒地意识到，作为我思考的基础与出发点的，仍是已经化作我生命
一个部分的，横卧在贵州高原上的死尸……”

　　其实，以“学院派”的观点来界定“学者”，钱理群不能算“学
者”。即使是像《丰富的痛苦》这样他自认为“最学术化”的著作中，
也处处可见违背“学术规范”的表达，正如王乾坤先生在书评中所说：
“即使是一种纯学术的描述，他也不忘记在适当的时候，走出语境，
旁白几句，或者骂几句，再不然，就是留一个长长的尾巴，节外生枝
地倾诉他的情怀。”无论他研究的课题是鲁迅、是曹禺，还是堂吉诃
德与哈姆莱特，他的笔实际上透过了对象本身，在写一部活生生的
“钱氏心史”。在乾嘉学统占主流的北京大学中文系，这种学术路数
当然是“中心的边缘”。老钱曾谈及他所感受到的“学院派”的压力，
虽然他是中文系最受欢迎的教授。我可以想像一个边走边唱、拿着树
枝赶着小牛的牧童，突然闯进燕尾服与长衫满座的讲堂时，双方的
“莫名惊诧”。我思考，“钱氏路数”的选择，与那座压在心上的坟，
与他“这一代”、“这一家”、“这一个”的特殊的生命体验，与恩
师王瑶先生“挣扎”的生命轨迹，有着血肉般密切的联系。这些“合
力”，使钱理群最终成了“钱理群”。

　　书中写父亲、母亲、三哥的文字，以朴实无华的本色，道尽百年
家园痛史。“1948年的冬天，南京中山东路一家小吃店里，一个穿着
长袍的沉默的中年人，带着长着圆圆的大脑袋的小男孩，在吃着什么——
—仿佛是汤元，仿佛又不是，模糊不清了。男孩很快地吃完了，望着
仍在慢吞细咽的中年人，中年人微微一笑，把自己碗里剩下的，一个
个地夹到男孩的碗里，突然长叹一声……”父亲到了台湾，而父子终
生未能见面，那个低头吃汤元的“小小钱”，能料到那一瞬间竟成为
生命中的永恒吗？老钱还深情地谈到，在王瑶先生生命的最后阶段，
他曾当着先生的面，失声痛哭，先生也是涨红了脸，怒斥道：“要奋
斗总会有牺牲，哭什么？没有出息……”我想，这些生命的片断是老
钱生命的亮点。如果说归有光的《项脊轩志》、袁枚的《祭妹文》写
的是显在的亲情以及丧母、丧妹之痛，那么老钱的这几篇文章，除了
道出丧父、丧母、丧兄、丧师之痛外，还道出另种“江山惨淡”的
“隐痛”。他这样评说王瑶先生：“他是从社会底层挣扎出来的，因
而，学术对于他，首先是一种自我生命的挣扎，并且是自我力量的一
种确认。”学问能与生命同构吗？我一向怀疑。然而，从王瑶到钱理
群，他们在尝试着，在挣扎着。

　　就对一切所谓“真理”都抱怀疑态度而言，老钱近似于哈姆莱特；
就对一切人与事都抱着十分的热情而言，老钱近似于堂吉诃德。在
“火”与“冰”的两极，他更偏向于“火”。我有一个基本的想法：
知识与思想作为一种资源，必须转化到民间去，正如煤作为燃料必须
燃烧一样。老钱就是这样一块燃烧着的、质地黑得发亮的煤。假如这
块煤再经过若干年的结晶，在宁静的地层深处可能会转化为别的什么
贵重矿物，如黄金、金刚石之类的，从而获得永恒的价值。但它舍身
燃烧了，尽管火与光是短暂的。不少朋友劝老钱“心境超然一点，学
问形而上一点”，但他做不到，他说这是自己的“局限”。但我以为，
热忱、眷注、执着难道是“局限”么？老钱对政治虽停留在“坐而论”
的层次上，但“声声入耳”、“事事关心”，令他的情绪一直处在
“郁热”的状态。他把自己定位为“觉世之人”，因此无意作“传世
之书”。他不是以渊博的知识和庞大的体系来折服人，而是以鲜明的
个性和敏锐的思想来感召人，因此成为群星璀灿的北大中文系最有魅
力的教授。中文系的学生毕业很久了，一见面，无一例外地要谈起
“老钱”———“老”不是尊称而是昵称，学生把他当作心灵相通的、
同样年轻的朋友来看待。

　　钱理群用《苦难怎样才能转化为精神资源》这篇文章作为“代序”，
显然别具深意。读中国的历史，最痛切的感受便是：苦难不断被重复，
直至趋近麻木。迄今为止，苦难或者被故意遗忘，或者被刻意美化，
而对苦难的发掘、反思和转化依然缺席。为什么“一个世纪我们个人
与民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在精神（思想文化）上的收获甚小”？
这是钱理群思考的核心问题。他所做的一切，包括著书、讲课等，全
都是为了完成“苦难”向“精神资源”的转化。他每天要回大量的读
者来信，与偏远地区的小学教员成了心灵之友；他从不拒绝学生社团
请他讲座的要求，在风雪漫天的夜晚从城里赶到燕园。他喜欢与孩子
们在一起，他有一颗孩子般的心。我很喜欢封二的那张照片：小老头
背着手，挺着肚子，踱步在无边无际的黑暗里。面对“无物之阵”，
他与鲁迅一样“横眉冷对”。平日里，老钱一天到晚都笑嘻嘻、乐呵
呵的，像一尊弥勒佛，少有这样“冷峻”的神态。“火”结晶的时候，
镶嵌在“冰”的里面。那时，老钱在想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