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的概念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来渐次进入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艺术等众多领域，这一视角同样有助于增进我们对于流行音乐的认识：以华语乐坛为例，中国大陆的摇滚乐可谓自崔健始，黑豹、唐朝、郑钧们算是第二代，现在又有了“小朋”、“无朋”之新兴朋克的一代；台湾方面，伍佰正在取代赵传成为抒情摇滚的英雄，动力火车正在取代齐秦成为情歌的中坚力量、张惠妹正在取代……其实不仅在流行歌手和音乐人那里存在着“长江后浪推前浪”、“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铁定规律，在音乐的受众方面同样可以区分出由时代和环境所造就的、社会地位及社会特质存在相当差异的人群，他们在价值取向、生活方式上林林总总的差距正是导致音乐欣赏者的无意识偏好的内在根源，而对于这种差距的揭露则应当是批评家们有意识地去运用的武器。其中尤以对“代沟”的难于避免所带来的“代际冲突”的认识和揭露最为迫切与重要：老崔的同时代人可能与郑钧、张楚、何勇们仍能产生共鸣，对所谓“后崔健群”中龙蛇混杂的乐队也会给予相当的宽容，然而他们或许不再能够忍受新一代的噪声与愤怒——单是那些“恶之花”样的名字已令他们背转身去；另一方面，看看98年华语摇滚的新势力吧，盘古、苍蝇、舌头、废五金……“被压抑和自由所唤醒”的年轻人早已按捺不住，欢呼着、诅咒着、戏谑着、嚎叫着在世纪末的舞台闪亮登场，并且质问“那些麻木的耳朵啊，为什么还不张开呢？”。
    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与代沟缠绕在一起的常常还有一个社会发展与阶层转化的问题。“中产阶级”的出现与成形据说是顺应了历史、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潮流，它对于我国青年的影响恐怕是将直接成就一代Yuppie，当然就目前情况而言更多的年轻人是由当年的“嬉皮”打起领呔夹起公文包成长为孜孜以求的雅皮士的：当养育红色斗士思想青年的土壤已经流失，当数字化生存贷款型消费日益主导我们的生活，臭氧大气遥遥欲穿的天空下，及时行乐也就成为当令的哲学，享受和趣味才能推动发展的个性列车，所以有了快乐摇滚、轻轻松松的朋克，浪人归来后的忠贞。然而另一方面，尽管这些正在努力奔向“中产阶级”康庄大道的人们日渐中庸、一味沉迷于技术、时尚、精致、舒适、伪自由的精神气质需要批判，但同样值得我们警惕的是，“无产阶级”的队伍自产生以来也是鱼龙混杂，尤其是“流氓无产者”的混入，更挟带来反文化、反道德、反人性的狼烟，破坏却不建设、摒弃而不寻找、憎恶人性、无视道德、不具任何责任心是这一群体的基本特征。当然，我在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心目中并非已经清晰地有所指，坦白地说，新一代“无朋”们的音乐我还无缘耳闻，然而在人们关于去年岁末那场著名的摇滚聚会的述说中、在对大陆摇滚乐的发展动向反应迅捷的人们的引介评论中我总是感觉嗅到了一些异味，但愿这只是我的神经过敏，只是借鉴当前文化批评的成果，放眼作为流行事物一份子的流行乐坛，“有则改之无则加免”和“理解万岁”同是我信奉的理想。
    最后，性别差异也是我所关注的现象，它普遍存在于流行音乐的创作、欣赏和批评中。以《野花》复出的田震似乎很轻易地就赢得了听众、重新占领了市场，但我在亲耳倾听这首歌之前也看到了记者和田震关于歌词中的性暗示的讨论。然而我并不觉得“野花”的歌词有什么过了界的表达，倒是崔健、郑钧、伍佰这些我一向喜欢的男歌手们时有唱出令我在私下里也颇觉尴尬的词句。或许这都是因为我也是女性？而呼声日盛的女性主义的教诲使我终于擦亮眼睛看清了这个世界男性中心的现实？看清之后却不免悲从中来，因为我发现女性自身对这一现状的认同可能多于不满且已经深入骨髓：“我要为你改变多少才能让你留下来？”（“野花”，田震，1997）与“我只想看到你长得美，但不想知道你在受罪”（“假行僧”，崔健，1987）在观念倾向上难道不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但它们分别出自大陆摇滚性别双方的两员宿将，其间也已有十年的光阴流逝。据说目前港台歌坛正有一股“非男非女”的潜流浮出水面，然而其中多是徒具“温柔小男生”、“豪爽美少女”外表形象的包装噱头。作为个人偏好，我倒是宁愿对田震报以厚望，因为她的声音——那略带土味的唱腔中本有着一种浑然天成的从容，那是重回大地坐看云飞云散的从容，它与独立、自足、理智、客观，都是很难在女性的内心深处扎根所以显得弥足珍贵的东西。更为重要的是，我希望这一切亦是从我们这一代开始，我们，十年前以自觉的“第四代人”的形象姿态出现成形，五年前在流行乐坛上掀起过校园及城市民谣的风潮，而代、阶层和性别，它们往往交织在一起，难解也难说得清。